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外文局）又名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新中国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60年来，外文局不仅在传播新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介绍新中国文学方面取得了成就，同时，伴随着国家的政治变迁，在对外文化传播上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外文局的对外文化传播中，中国古代文化的对外传播是它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方面的实践，留给了我们诸多启示。本文仅就这一问题做初步探讨①。
一、国家立场的必然性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外文局的文化翻译，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从根本上受制于国家的总体文化政策。有的学者在研究熊猫丛书时,将外文局称为“机构翻译”，“‘机构翻译’(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一般而言指的是‘为特定的组织机构翻译的行为’，国家机构的对外翻译便属于此类，其特点是翻译的动机强烈、过程复杂和产品多样。”②我们这里也是将外文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样它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就和一般个人的翻译完全不同，考察其翻译成果，就必须首先考虑其本质性特点。
外文局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级出版机构，其政治使命和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如何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有效地做好对外文化传播上仍有探讨的空间。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传播目的和传播手段之间的关系。过度政治化，缺乏对传播对象的深入分析和了解，对传播文化的规律把握不够深入，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课题。在这方面，外文局历史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国内的极左思想长期支配着思想文化界，这也使从事外宣出版的外文局处于尴尬地位。对此，外文局内部也有过深入的反思。曹建飞在《对外发行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说：“长期以来，外文图书出版工作也受到‘左’的路线的干扰，片面强调‘以我为主’的出版方针。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不顾客观需要，出版了大量以阶级斗争为纲，配合国际斗争和国内政治运动的出版物，将外文图书出版发行提高到‘促进世界革命’等不恰当的地位。这类出版物，不仅以时事政治小册子等形式出现，而且在各类图书中都有，甚至在儿童读物、连环画里也有这方面的内容。这类出版物由于在译文、印刷、装帧甚至在书名方面，与国外读者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不能适应国外图书市场的需求。这类出版物的大量出版发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很差的。这是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③
这个教训说明，国家文化意志并不能说明文化传播的效果。从传播学和翻译学的角度来说，西方的一些理论认为“赞助人”控制、影响着译者。“赫曼斯认识到，翻译都是有目的的，离不开文本和语境，更脱离不了社会政治、权力关系、意识形态，认为勒菲弗尔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能够直接解释植根于社会和意识形态之中的翻译的影响，并为翻译的实证研究建立一个全面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框架做出了努力。……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制约着‘翻译规范’，尤其是当各种翻译规范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改写理论’三要素决定了译者对翻译规范的选择，也制约着译本在译语环境的接受和影响”④。这样的理论说明了社会环境与社会意识形态对译者的 “翻译规范”的影响，这样的分析和理论对于以前长期沉溺于文本翻译研究来说，别开洞天。但必须注意：当学术研究的重点开始从以往的文本内翻译研究转向翻译的外部影响研究时，外部影响和译者之间的关系，诗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说清楚。因为，翻译的文本既有其文学性的一面，也有其内在知识客观性一面，尤其面对中国文化的文本时，在文史哲原本一体的情况下，文本既有文学性解释，也有知识性的叙述。当下的这些西方理论过于强调翻译者的外部影响，从而在考虑翻译文本的知识内容传达问题上考虑不周，这是不全面的。文化传播，翻译的文化转换既有超出文本的跨文化问题，即超出语言和知识内容的问题，也有语言本身和文化知识本身的问题，这是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
同时，我们从外文局的翻译实践中可以看到，即便在“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也可以在自己的诗学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文学作品形态，正如我们可以被《拯救大兵瑞恩》所感动，但不可能被一种完全政治化的电影《春苗》所感动一样，同样是国家文化意志的控制，但却有着不同的传播文化效果。这里既有诗学本身的力量，也有其在“赞助人”“意识形态”控制下译者的诗学能力问题。仅仅强调“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外在力量，并不能完全解释文化翻译的作品的效果问题。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统治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学审美态度把一部分文学作品塑造成‘经典’文本。在《中国文学》国家译介行为中，译介主体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志趣，因此,他们很大程度上会译介那些被树立为‘经典’的作品,这些作品便有机会成为翻译文学的一部分。”⑤这样的观点仅仅说明了翻译文本和文学文本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未说明它的全部问题，在强调了文学的外在因素，翻译文本产生的外在因素后，并不能说明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完全失去了功能。这样的看法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看得太绝对了，文学和译者都成为无足轻重的部分。显然，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充分说明翻译的社会性作用时，走得太远了。
二、意识形态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政策变化决定了外文局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化上的起伏，而当时外交上采取的“一边倒”的战略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而采取这样的选择是那时新中国唯一可能的选择。
与此同时，在国家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旧中国的“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被撤销，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新国家、新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当时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所决定的。这个阶段突出新文化而轻视历史文化，在今天看来似乎有所偏颇，但实际上，当我们评价对外文局的文化出版政策时，并不能仅仅从国内立场的角度出发，而要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来加以观察。作为刚刚推翻了蒋介石民国政府的新政权，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西强我弱的局面下，在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剿下，这样的文化表达自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不能完全否认建国后前17年新中国在文化建设上的成就，不能仅从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批评，而应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其产生的原因。
当然，即便在当时冷战时期，外文局的翻译也并非仅仅局限在政治内容上，他们也同样展开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只是这种介绍的立场和角度与旧中国完全不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曾指出：“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的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事物一直不很明了，知识很少，而且有不少歪曲。在马可波罗到中国以前，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那以后虽然知道较多，但歪曲更多。因此，《人民中国》应该担负起这个政治任务，即与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对中国知识的歪曲所造成的影响作斗争，供给希望了解中国的读者背景知识。这种知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同样需要，因为他们也知道得很少。在介绍这种知识时，我们可以按照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纪念来拟定题目。例如，可以通过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太平天国，以及其他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事件或在历史人物的多少周年纪念来介绍这些基本知识；也可以介绍关于中国过去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例如中国与日本、朝鲜民族的关系，西藏与内地的关系，以及世界先进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等等。”胡乔木的谈话指出了当时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立场和目的，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和出版纳入到整个国家的文化规划之中。
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从1950-1966年间外文局在中国古代文化出版上出现低谷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理解外文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介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情况，并给予合理的说明。
外文局的这种对外文化传播的特点自然也影响了他们所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作品，最著名的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杨宪益夫妇为翻译这部中国文学名著历经十几年，1980年出版了当时世界上第一部《红楼梦》全英文译本。与此同时，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用十年时间，分别在1973、1977、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分册，最后40回，由霍克斯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完成。由此，西方世界第一部全本120回的《红楼梦》出版。杨宪益的译本在国内获得了很高评价，而霍克斯的译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获得了极高声誉。在西方汉学界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中，主要是应用霍克斯的译本，这里除了企鹅出版社和外文局出版社不在一个水平上，对书的学术处理、外在包装和宣传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上世纪70 年代后“国内红学研究的主流发生意识形态倾向的巨大转变，以胡适、俞平伯、吴世昌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式研究模式被彻底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以李希凡、蓝翎为首的、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艺批评，这一研究模式不仅将‘新红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全部抹杀，而且完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诠释这部小说。杨氏夫妇翻译时也不免受其影响。例如，原文第30 回提到‘负荆请罪’这个典故，杨译本在脚注中特别解释说李逵是一个农民起义者，而宋江是一个投降派。（Yang & Gladys Yang, 1978: 443)”这说明译者仍然受到当时红学研究模式的影响，不仅译者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更为糟糕的是，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出版说明”。该说明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关于政治斗争的小说，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作者根据表达政治斗争主题的需要构思情节……因此，这部小说庞大、复杂的艺术结构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完全反映了政治斗争的主题……这部作品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在于其触及了政治斗争，在于其通过展示四大贵族家庭的兴衰，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指出了其必然灭亡的趋势，歌颂了大观园内奴隶们进行的反抗。”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必须立足读者立场，必须考虑接受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其实早在1963年陈毅和《中国文学》的谈话中就已经指出了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他说：“外文杂志不要都一味搞政治，搞硬的东西，而要多方面迂回作战。文学和政治不同，政治开门见山，文学要通过形象化的方法，慢慢说服，这里应该五颜六色都有。高明的手法是搞一点政治，十分之一，十分之二，这样人家可以接受。”直到今天，陈毅的这个讲话仍颇具指导意义。
在60年的外宣历程中，由于缺乏对传播对象的研究，在传播目的和传播手段上不能做细致的区分，在思想上受到极左思想的长期影响等，外文局的图书出版效果不尽人意。直到今天，我们不少人仍习惯于那种将国内政治运作搬到对外文化传播之中，追求一种国内的轰轰烈烈，而完全忽略了对外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这是值得我们要格外注意的。
外文局在其发展历程中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最值得总结的就是外文局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一书。这个合作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新模式、新思路。2008年美国休战基金会在北京举行隆重的仪式，向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出版社颁发了开拓奖。美方给予这套书高度的评价。这种合作模式的核心就是，外文书的出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和研究要面向读者，以需求为导向，以中外合作为基本工作方式，打破以我为主的传统观念。中国古代文化的图书走出去成功与否在于是否能真正走进国外常规的书店，摆上一般读者的书架。外文局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我们必须回到文化本身，要就文化传播的自身规律开展工作，将文化传播的目的和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从输出革命到输出文化
从外文局60余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与出版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基本点：
第一，外文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成绩是巨大的。尽管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出版认识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如果将外文局的对外传播工作和民国期间的《天下》杂志，乃至和以后梁实秋所主持的文化外译工作相比，就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在规模和范围上，外文局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工作都是民国政府不可相比的。
外文局作为国家级的出版集团，下属7家出版社、5家杂志社,每年以10余种文字出版近5000种图书、26种期刊。书刊发行到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书版权输出连续多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这样的出版规模和多语种的出版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从学术质量上看，外文局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和出版在国内都具有较高水平。在翻译上，杨宪益夫妇所翻译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系列，至今在国内仍是一流的，外文局出版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著作，在国内出版界也是无人可比，前文提到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就是一个典型。这套书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中外合作出版中国古代文化图书的模式。这套书是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直接在国外主流图书渠道出版发行。这样的合作方式改变了以往那种图书在中国出版，发行在国外的模式。以往的出版模式，书出了不少，但大多数图书进入不了主流的图书市场，实际的文化影响很小。
这套书也探索了中外学者合作、共同书写中国文明与文化的途径。以往像西方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主要是中国学者来写，但由于中国学者不十分了解西方读者的知识背景和接受情况，往往写出的东西内容准确、学术深厚，但在西方的实际销售不好。这套书采取中外学者合作的办法，吸收了国内外最优秀的学者，组成了强大的作者队伍。
第三，从图书发行的角度来看，外文局的成绩是巨大的。在发行上的成绩，以国际书店和后来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外文局的中国图书海外发行走过了60年的道路,中国古代文化书籍的发行是在这个发行的总体框架中的。中国图书在海外的发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一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从1949至1978年，以国际书店为代表的第一批开拓者筚路蓝缕，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封锁，把以传播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经验为核心的大量中国图书、期刊发行到西欧、北美、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以及东南亚地区，不仅初步建立了遍及100多个国家拥有813家中国书刊经销的发行网络，还在非洲、拉美、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的思潮，并成功塑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国家形象。”由于当时新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围堵，外文局在对外文化传播上只能以意识形态为主，以政治宣传为主，其间也有对中国古代文化图书的发行，但数量极少。
改革开放以后，外文局累计出版图书2万多种，总印数2亿余册，先后与国外进行版权贸易975种，是国内版权贸易最大的出版机构，其中有723种是由国内向国外转让版权。2010年外文局的《中国道路——从科学发展观解读中国发展》《20个当代中国基本问题》《唐家璇回忆录》《对话：中国模式》《中国读本》《认识中国》《我和父亲季羡林》等一批反映当代中国的图书实现了版权的输出。同时，在此期间，外文局所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也受到国外的欢迎，例如，《孙子兵法》《中医方法论》《红楼梦》《少年天子》《当代中国名家书画宝鉴》《宫藏扇画选珍》《中国古代木刻与新兴木刻》《中国青铜器》等。
新时期，由于外文局树立了国际化眼光和视野，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资源，实行了“本土化”战略，从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10年书刊出口贸易额达到2800万美元，占全国书刊出口总额的65%，继续遥遥领先于全国同行。
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队，外文局的成绩是巨大的，地位是不可以动摇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如何处理当代中国和历史中国的关系上，外文局也有着深刻的教训。而这些弯路正是中共所走的弯路在对外宣传上的表现，“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外文局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回归传统价值，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价值重建是一个艰难历程。中共作为一个革命党，在其自身发展的历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将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最终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根本上在于他走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核心就是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表达中国化的革命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使其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使这个来自欧洲的思想脱掉洋装。从宏大的历史叙述来看，这和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吸收，晚明后中国文化对西学的吸收是异曲同工的。
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有着自身的逻辑，这绝非一些书斋中的读书人所臆想的、随意涂改的历史。中共在现代历史中获得国家政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成功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不可能因为中共在其历史和“文革”中所犯下的一些严重错误，就否认整个中国现代进程。这是极为荒唐的和极为不严肃的。
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无疑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大同社会”理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深层次原因。
外文局60年来在对外传播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传播有着很大的起伏与变化。现在国家已经指明了方向：传播文化，把新中国的历史，把当代中国的成就放在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加以说明，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注释：
① 关于外文局对外翻译研究参阅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发行编年史》，学习出版社，2014年；林文艺，《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要求及影响因素》，《龙岩学院学报》2011年8月；耿强，《国家机构对外翻译规范研究：以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为例》，《上海翻译》2012年第1期；吴自选，《翻译与翻译之外:从<中国文学>杂志谈中国文学走出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7月；何琳：《从文化翻译研究角度看翻译选材：<中国文学>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对比研究》，《泰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徐慎贵，《<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对外大传播》，2007年8月。
② 参阅耿强博士论文抽样本《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
③ 曹健飞：《对外发行的回顾与思考》，《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654页。
④ 郑晔：《国家赞助下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年）为个案》抽样本第17-18页。
⑤ 郑晔：《国家赞助下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年）为个案》抽样本第13页。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