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12月4日深夜，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尽管此前被重点强调的“印太优先”已经转变为“西半球优先”，但在29页的新版战略正文中，却用了6页的大篇幅来论述其亚洲安全战略（西半球部分论述为4页）。这表明，亚洲仍旧是特朗普2.0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重点区域。

一、亚洲安全战略总基调：重中国、强经济、控风险

无论是经济竞争部分对贸易平衡、技术创新的论述，还是军事威慑中对台湾和南海问题的强调，特朗普的亚洲安全战略展现出“以中国为核心”的清晰目标。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共有24次提到中国，而其中23次是在亚洲政策部分。其中，开篇就以“特朗普扭转美国对华错误认知”展开。在行文方面，与2017年版比较，新版战略对华语气相对缓和，抛弃了此前将中国直接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首要威胁”“系统性竞争对手”等表述，也未从制度和价值观之争的国家叙事来标签化中国，而是认为中美在经济上是“近乎对等的国家间关系”（near-peers），甚至称赞中国在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表现“出色”（excel），以及对贸易顺差进行了有效的货币化转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力的新认知，不仅符合特朗普此前“G2”等相关表述，也与美战略界近期对华战略务实论调相近。就文本而言，无论是经济竞争部分对贸易平衡、技术创新的论述，还是军事威慑中对台湾和南海问题的强调，特朗普的亚洲安全战略展现出“以中国为核心”的清晰目标。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贸易赤字、供应链脆弱性提升至关乎美国国家生存的高度，并明确指出，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是“赢得经济未来”，这表明，经济竞争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首要战略。为此，美国必须“重新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互惠和公平”（reciprocity and fairness）为优先考量，重点发展不涉敏感领域的经贸合作，并将对华贸易集中在“非敏感领域”。同时，美国需扩大获取全球关键矿产的渠道，强化国防工业基础。这反映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心，正从全面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更精准地转向以科技、供应链和战略通道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战略还强调，美国计划利用自身技术、资本、对外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合作、国防装备和投资等优势，联合盟友伙伴发挥经济合力。这体现出美国力图通过重塑贸易、提升技术竞争力和团结盟友等方式，奠定“长期经济活力的基础”。

以“军事拒止”实现“可控的竞争”，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支柱。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不主动寻求主动冲突，而是强调通过维持军事优势来威慑冲突，特别是防止地区冲突升级为洲际或全球战争，其中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成为其核心关切。新版安全战略从地缘战略资产的角度论述台湾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强调台湾不仅在半导体产业链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扼守第二导链，将东（北）亚和东南亚一分为二，对美国经济有重大影响，因此“遏制台海冲突是优先事项”，最好是“通过维持军事优势来实现”，宣称将维持“不支持台海现状遭任何单方面改变”的长期政策。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将其视为复苏美国经济、平衡全球贸易的重要战略通道。保持航道开放、避免被单一国家控制或关闭，成为美国的核心诉求，而这需要美国继续发展海军力量，并与盟友进行紧密合作。

二、特朗普的亚洲同盟战略：责任分担与有区别的联盟调整

与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相比，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盟友战略，尽管仍旧体现和延续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总体基调，但提出了“责任分担”（Burden Sharing）、要求盟友增加军事投入等相关表述，体现了美国从“负重前行的安全保障者”到“区分责任的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转变。这符合新版安全战略关于美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永远主导全世界”的总体态度，直接反映了美国保守派精英层与政治选民对美国国力过度消耗而无力维持传统全球霸权方式的共识，更是“美国优先”“务实现实主义”理念的直接体现。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表明，日韩两国已经被美国深度绑定。作为美国在印太最为重要的两大盟友，日韩两国对特朗普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紧张关注。尽管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没有彻底“抛弃”日韩，但新版安全战略的出台仍让两国喜忧参半。一方面，特朗普展示出对亚洲和印太的重视，并且新战略中多次提及日韩，显示美日韩关系的紧密。此外，特朗普对“第一岛链”战略地位的重视，符合日本的战略意愿；而在增加军费开支方面，韩国也有应对朝鲜、维持美韩同盟的现实需要，有动力进行配合。另一方面，“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注定将会牺牲日韩的利益，两国不仅担心被迫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而且都担心付出更大安全成本却难以取得对应的回报。同时，对日本而言，新战略对中俄的表述更加缓和，价值观差异不再被重视，这对同时与中俄存在矛盾的日本而言是重大利空；韩国的处境则更加微妙，不仅担心本国增加的军事开支可能会被美国用来遏制中国，重现“萨德危机”对中韩关系的冲击，而且新战略并未提及朝鲜，未来美朝政治互动以及半岛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将会引发韩国最大的战略担忧。

与日韩相比，印度在特朗普2.0的亚洲战略中被边缘化。尽管印度外交部在回应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强调“美国重视印度的重要性”，但就安全战略文本而言，印度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一方面，从词频角度，特朗普1.0和拜登政府时期的安全战略文件分别8次和7次提到印度，而新版安全战略仅4次提到印度（其中有一次是“提及”特朗普总统本人促成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停火）；另一方面，就具体论述而言，特朗普1.0将印度定位为“全球性的领导大国”（leading global power）和“强力的战略与防务合作伙伴”（stronger strategic and defense partner），拜登也将印度认定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和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and a Major Defense Partner），而新版战略只关注美印经贸平衡，并要求印度分担维持地区秩序的安全成本。很明显，特朗普政府完全放弃拜登政府基于对华遏制和价值观“志同道合”（like-minded）逻辑实施的“对印战略利他主义”，而是采取了更聚焦双边关系、以交易为核心的外交政策。这背后既有特朗普个人执政风格的驱使，也混杂着美印产业结构相似、中美战略关系的调整以及美国不愿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帮助印度崛起等多重因素。

比印度处境更加艰难的，大概是鲜被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及的东盟国家。尽管特朗普在10月高调出席东盟峰会，但高度对美依赖的东盟不仅时刻面临来自美国巨大的关税压力，其地缘政治地位也被严重削弱。纵观安全战略文本，特朗普认知的东盟对美价值仅存在于地理位置上与台湾的临近、维持战略通道的畅通以及对华贸易结构上。这表明，东盟已经失去以整体与美对话合作的地位，仅能作为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的影响因素和组成部分之一。这对于积极倡导亚太一体化合作的东盟而言，无疑是重大打击。由此，菲律宾等东盟内部的美国紧密盟友，将面临更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三、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溯源：回归美国传统与常识

尽管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普遍被认为是推翻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即抛弃了通过投资联盟、维护开放贸易、支持民主制度来构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路线，但从历史上看，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偏好并非“空穴来风”，追溯其思想根源，可以看出拥抱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鲜明痕迹。

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米德曾经以美国四位总统的外交理念和实践为基础，将美国外交传统划分为四个学派：以推动民主、人权与国际主义为核心的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强调国内优先以及非干涉主义的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信奉以强力中央政府与国家主导产业政策为经济治国方略的汉密尔顿主义（Hamiltonianism）以及以民粹、爱国与武力保护本土为原则指导美国内政外交的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ism）。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不仅如其宣称的是基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Trump Corollary），更是“超级美国外交传统复合体”——在混合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的基础上，杂糅了汉密尔顿主义中“大政府领导下的重商主义”。

不仅如此，特朗普在亚洲乃至整体国家安全战略上，展现出美国外交传统的回归。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和前世界银行行长、曾在美国三届政府担任要职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就提出，美国外交存在五大传统：战略聚焦于北美、跨国科技与贸易关系是经济和安全的延伸、外交政策是美国人对同盟以及国际秩序的观点集合、美国的外交主导者要引导和回应公众以及“美国例外论”。在新版安全战略中，对西半球的优先关注、对中美经贸再平衡的强化、对欧洲等同盟关系的调整，以及因应民众的期待进行战略收缩等表述，都展现了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回归历史”“回归美国优先”常识的特征。

（作者：周扬，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定稿：魏红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