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标志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布局正式落地。这份报告摒弃了冷战后美国追求主导世界的战略叙事，转而聚焦核心国家利益，在全球层面提出“西半球优先、本土安全至上”的核心导向。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场域，报告中明确指出，印太地区已成为并将继续是下个世纪关键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要地。该报告旨在通过军事战略收缩与经济利益扩张构建“有限遏制+盟友分担”的亚太新框架，其中对日韩的盟友关系重构成为战略落地的关键支撑。特朗普政府通过“差异化交易、责任绑定”的双边策略，将日韩塑造为“利益交换型盟友”，既延续了特朗普一贯“美国优先”理念，又呈现出适应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战略转型特征。

一、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核心倾向

基于实力变迁与利益重构，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围绕五大维度实现系统性调整，核心是在收缩与制衡中寻求利益最大化。

一是战略重心从“全面围堵”向“有限遏制”转变。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最显著的变化，是将亚太战略从拜登时期的“全面围堵中国”调整为“有限遏制+风险规避”的模式。报告明确指出，美国不再追求在亚太地区的“绝对主导权”，而是聚焦“防止单一国家主导该地区”的核心目标，这一转变本质上是美国战略实力与全球战略需求再平衡的结果。美国内部联邦赤字，外部中东、乌克兰危机持续消耗，迫使美国必须收缩战略资源，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本土安全与经济复兴。亚太地区不再是美国“全面扩张”的前沿，而是“守住关键利益”的防御性地理场域。

二是军事战略收缩的同时向前沿防御转变。报告有针对性地锚定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利益。最直接的体现是从日本等第一岛链国家撤军。但美国并未放弃亚太军事威慑，特朗普政府旨在通过“前沿防御”强化其对关键节点控制。在台海问题上，将“遏制冲突”列为优先事项，通过与日澳等盟友的集体防御合作提升威慑能力；在南海地区，强调维持美军在关键航道的存在。这种战略调整本质上是美国“离岸平衡”战略的升级，并试图以最低成本维持亚太军事力量平衡。

三是经济战略以关税和利益掠夺为主导。经济安全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的基础”，而亚太地区则是美国实现该目标的核心利益区。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其标志性的关税政策，对其亚太盟友及伙伴加征高额关税，要求日韩等国扩大对美投资并扩大对美商品采购。与此同时，报告还强调扩大美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和材料的获取，监控关键供应链，本质上是要将亚太地区的经济资源纳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通过关税和技术壁垒，遏制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升级势头。

四是推动联盟体系从“单边保障”向“多边分担”转变。特朗普政府彻底重构了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关系逻辑，将传统的“依附式”的轴辐体系，转变以“安全”为核心的责任分担体系。报告明确要求日本、韩国等盟友“承担更多军事负担”，鼓励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发挥更大作用，并鼓励其盟伴在亚太地区划定重点区域和盟友职责。这种转变的核心是美国不再单方面提供安全保障，而是要求盟友以经济利益、军事配合为代价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

五是台海问题在强化集体威慑的基础上规避中国红线。台海问题是报告亚太章节的核心议题，共被提及8次。报告将台湾地区定义为“对美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强调“威慑并防止冲突”是优先事项，通过与盟友的“集体防御”强化台海威慑，这些措辞力度远超以往，意在稳定盟友体系信心并对华形成战略施压。但与此同时，报告明确重申“维持台海现状”的政策目标，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与拜登时期的模糊政策形成显著区别。台海问题由此从美国的战略工具转变为战略风险点。

二、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的核心特点

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呈现鲜明的转型特征，核心是单边主导、利益至上与安全经济深度捆绑。

一是单边主义主导，排斥多边机制。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延续了其反多边、重单边的一贯风格。报告中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ASEAN）等区域多边机制的提及寥寥无几，反而强调“双边贸易协定”的重要性，表明美国已放弃通过多边机制塑造亚太秩序的努力，转而采取单边主义策略。

二是利益导向鲜明，战略工具化特征突出。在军事决策上，以“成本-收益”计算而非盟友关系或区域稳定；在经济上，关税政策、贸易谈判的核心是“美国利益优先”。这种工具化战略思维，使得美国亚太政策缺乏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也导致其与盟友关系呈现交易性特征，严重破坏双边战略互信。

三是经济与安全深度绑定，竞争领域聚焦产业链。报告明确将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绑定，将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焦点从传统军事、政治领域，转向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技术等经济领域。其核心目标是依托关税壁垒、技术封锁、供应链重组等手段构建“排他性供应链”，遏制中国在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势头，维持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这种“经济安全化”战略倾向，使得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更具隐蔽性与长期性。

三、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调整将引发何种影响？

特朗普政府亚太战略调整引发连锁反应，对中美关系、区域格局及台海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对华战略压力从军事层面转向经济与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意味着中国面临的传统军事对峙风险有所下降，但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更趋激烈。以关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直接冲击中国对美出口，其推动的供应链重组可能导致部分外资企业转移产能，对中国产业链完整性构成挑战；在科技领域，美国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华技术封锁，限制高端芯片、核心技术设备的对华出口，遏制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进程。这种“军事降温、经济升温”的竞争格局，要求中国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科技自立。

二是区域安全环境复杂化，盟友体系联动风险上升。美国推动的“多边责任分担”体系，将导致中国面临的间接对抗风险增加。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松绑将加速日本军事正常化进程，日本自民党鹰派势力密集释放“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谬论，可能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更具挑衅性的行动，成为对华制衡的“马前卒”；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通过获得核潜艇技术，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中发挥更大作用，将形成“美日澳印”对华制衡网络，加剧区域军备竞赛。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可能推动盟友在对华政策上形成集体行动，持续在安全、贸易等问题上采取挑衅行为，使得中国面临的压力从双边转向多边。

三是台海问题管控难度增加。一方面，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台湾地区纳入军事威胁范畴，并试图与日澳等盟友构建集体防御机制，或刺激台独等采取更激进的分裂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并未放弃“以台制华”的核心目标，强调维持现状，试图将台海问题固化为长期制衡中国的工具，不仅加剧了台海问题的管控难度，还增加了两岸误判与突发冲突的风险。同时，其推动盟友深度介入台海事务，使得台海问题逐渐演变为多边博弈的焦点，进一步压缩了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空间，给地区和平稳定埋下隐患。

特朗普政府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亚太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转型的集中体现，其核心逻辑是“以战略收缩应对实力不足，以利益优先保障本土复兴，以盟友分担维持区域制衡”。该政策呈现出单边主义主导、利益导向鲜明、战略矛盾突出、经济安全绑定的显著特点，标志着美国亚太战略从“霸权扩张”进入“防御性制衡”的新阶段。对中国而言，这一战略调整既带来了军事对峙风险下降、外交博弈空间扩大的机遇，也带来了经济科技竞争加剧、区域安全环境复杂化、台海问题管控难度增加的挑战。

（作者：杨帆，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定稿：魏红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