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战略》)认为欧洲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文明消亡”（civilizational erasure），这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且值得研究的关键词。《战略》虽未直接使用“文明安全”这一概念，但其对欧洲人口结构、价值认同、政治与安全能力的系统性评估，已明显将文明存续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核心范畴，呈现出将文明安全化的叙事转型。这种变化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认知前提，也构成重塑美欧关系、调整责任分配、干预欧洲事务的关键话语工具，为美国重塑跨大西洋关系、推行“美国优先”的全球收缩提供合法性。

一、美国推动文明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原因

《战略》认为，美国过去的安全战略出现了偏移，指出 “美国精英不仅追求了一个根本不可取且无法实现的目标，更在这一过程中破坏了实现任何目标的必要基础，即支撑美国力量、财富与文明的国家特质。”同时也明确提出，恢复和重振美国的精神与文化健康是长期安全的根本前提，认为美国的文明优势在于“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以及“唯才是举”（competence and merit）。与以往《战略》相比，文明与文化因素被赋予更高的权重，这一调整反映出特朗普2.0在安全理念上的转变，从过去聚焦经济、科技、地缘政治等，转向具有更广泛内涵与外延的文明安全。

这种叙事转变的背后，说明了美国对于现实问题的认知变化，即判断美国所面临的生存性挑战，不仅仅来自外部压力，而更多来自美国自身文明存在的内在问题（包括人口结构变化、民主的异化、社会撕裂等），进而思考文明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看，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自白人中下阶层、非都市地区、中小城镇与传统产业区。对他们而言，全球化、移民、多元文化与精英自由主义并不是进步叙事，而是美国现有文明秩序被侵蚀的过程，他们希望知道美国文明的主体性是否仍然清晰，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否还能延续，美国是否仍然优先服务于其核心文明群体。同时，特朗普政府眼中的文明安全并不限于美国国内，这种“文明焦虑”从自身出发，也进一步投向世界，特别是欧洲国家。

二、以欧洲为切入点构建文明安全叙事

《战略》中，美国对于文明安全的界定，主要以“批评”的形式在对欧战略部分展开。具体来看，在美国战略语境中，文明安全叙事主要包含以下层次：

首先是人口数量及核心族群的主体性，即文明存续力。《战略》指出欧洲出生率急剧下降，移民政策正在改变欧洲并引发冲突，最迟在几十年内，某些北约成员国的人口可能会以非欧洲人为主。美国认为，持续低生育率与高度老龄化削弱了文明的代际延续，而当移民无法被有效整合进主流文化结构时，人口多样性反而可能削弱文明主体性。在这一视角下，欧洲被认为正在失去将人口变化转化为文明延续的能力，导致欧洲文明可能失去“欧洲性”，反映美国出对于美国文明失去“美国性”的深层恐惧。

第二是国家至上和主权原则（Primacy of Nations），即文明战斗力。《战略》认为，民族国家是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所有国家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并捍卫主权，是自然且正当的，同时防止跨国和国际组织侵蚀主权。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战略》指出欧盟和其他跨国机构的行为损害政治自由和主权，希望未来欧洲能够作为主权国家独立自主运作。这说明美国认为欧盟等超国家治理结构可能延缓决策、稀释责任，从而削弱西方文明的战斗力。

第三是内部整合能力及外部交往的信心，即文明竞争力。《战略》指出，欧洲言论自由受到审查，政治反对派遭到压制，同时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不自信。美国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欧洲各国政府破坏了民主进程，没有守护西方长期坚持的自由与民主价值，同时在安全、能源、经济等方面严重依赖外部，沉溺于战后由美国提供的安全舒适区，丧失了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应有的政治担当和竞争力。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选择拿欧洲文明“开刀”，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欧洲仍具有较高战略价值。作为重要盟友，欧洲若出现“文明危机”，势必影响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在《战略》中，欧洲虽然在地区战略中排在西半球和亚洲之后，但全文共出现48次，超过中国的24次，凸显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二是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亲缘性。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曾将美国称作“阿尔比恩的种子”（阿尔比恩是不列颠的古称），认为美国文化的根源来自欧洲的移民。《战略》也强调，美国对欧洲大陆，以及英国和爱尔兰怀有情感依恋。在美国的认知中，欧洲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自身困境的镜像化。三是转移美国国内矛盾。美国将文明安全问题投射至欧洲，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焦虑的转移与管理，并通过设定标准、提出解决路径构建文明安全叙事，用于整合盟友、塑造议程。

三、美国构建文明安全叙事的战略意图

构建叙事本身即是一种战略行为，背后必然有明确的战略意图。从其出台的背景来看，2025年《战略》美国构建文明安全叙事主要基于理论需求、重新定义和寻求战略正当性。

第一是为国家战略的调整转型提供理论依据。美国通过明确界定核心利益，将安全战略从“全球领导者”向“美国优先”收缩，并通过强调文明能力差异，将安全承诺从无条件义务转变为与能力、意志和表现挂钩的交易条件，为重新分配安全责任提供了话语基础。同时，构建文明安全叙事帮助美国将自身塑造为文明的评估者与校准者，提升美国的规范性权力。

第二是扩展和重塑安全定义，以文明安全之名服务政治议程。《战略》明确将人口结构、政党政治、社会思潮等内部事务纳入国家整体安全框架。这赋予特朗普政府打击国内民主党力量、控制移民、促进美国产业复兴等政策更强合法性，同时，文明安全叙事降低了传统实力对比叙事的约束，使安全竞争从静态指标转向动态能力，给予美国在实施安全战略中更大的灵活性，也为美国在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维持议程主导权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

第三是寻找适度介入欧洲及其他区域内部事务的正当性。美国通过人口结构失衡、集体行动不力、民主倒退等“诊断”，将欧洲描述为一个内部问题深重、需要被“拯救”的对象，进一步打开战略行动空间。《战略》明确表示对“欧洲爱国者”党团（patriotic European parties）影响力上升感到乐观，宣称在欧洲培养抵制当前政府路线的力量，实质上是公开鼓励欧洲内部的政治分化，旨在削弱主张战略自主和强化欧盟一体化的主流建制派力量。

四、结语

在对欧战略中，特朗普政府构建了文明安全叙事的框架，并形成清晰的战略目标，但战略的可行性及实际效果可能与其预期相去甚远，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于欧洲问题的认知与解决问题的路径存在矛盾。

首先，美国认为欧洲文明正在失去“欧洲性”，这是对欧洲作为一个集体的判断。而“欧洲”作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是通过推进欧洲一体化不断加强的。《战略》对欧盟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国家的政治自由和主权的损害。但是，美国又希望欧洲各国立足本国加强战略自主，这背后是特朗普2.0下“交易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延伸，推动欧洲回归传统民族认同，将欧洲从整体切割成为拥有“正确”人口结构、奉行“小政府”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各自独立的国家。因此，企图通过削弱欧盟的团结和领导力，来塑造一个更强大、更团结、更能为美国分忧的欧洲，美国在逻辑上实在难以自洽。

其次，欧洲各国对于民主、自由、移民、气候变化等议题有自主价值判断。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干涉欧洲政治。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也明确拒绝美国“拯救欧洲民主”的说法。美国对欧洲右翼的支持是否会改变欧洲政治生态还有待观察，欧洲右翼势力上台与文明振兴的相关性也值得怀疑。欧洲各国左右翼势力若出现进一步撕裂，反而导致政治碎片化加剧，可能进一步削弱欧洲在全球治理、国际产业合作、俄乌冲突中的统一立场和发言权，并不利于欧洲文明的振兴发展。

第三，《战略》一方面希望欧洲与俄罗斯实现战略稳定，另一方面又希望欧洲承担自身国防主要责任，同时控制北约扩张进程。其中的矛盾在于，欧洲认为俄罗斯构成的安全威胁是现实和迫切的，对于安全的需求是刚性且持续的。若俄罗斯不构成安全威胁，那么欧洲国家没有必要增加军费支出，甚至北约存在的合理性也被削弱。美国一方面要求欧洲在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却单方面寻求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对话关系，欧洲既被要求承担前线风险，又在关键的和平进程中被边缘化，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愈加凸显。

总而言之，通过对欧洲文明的批评，《战略》初步构筑起符合美国利益的文明安全叙事，也标志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排序进一步下降，从核心盟友降格为工具性主体。这一转变由美国内在的战略焦虑驱动，既是为战略收缩寻找借口，也是对欧洲进行规训的话语工具。展望未来，美欧关系可能走向一个更加松散、务实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作者：王斯沛，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定稿：魏红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