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签署了229项行政命令的笔，不仅改写了美国联邦层面的政策文本，更在短短一年内对美国权力运行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深度重塑。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将美国政治带入权力结构深刻调整新阶段。这位以“美国优先”与“让美国再次伟大”为核心政治主张的总统，在第二任期首年展现出与首个任期迥异的执政特征——相较于彼时的“政治素人”特质，其2.0执政风格更凸显为深谙权力运作逻辑、具备更强行政执行力且致力于推进“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领导者”形象。随着229项行政命令密集出台，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的权力重构实践，对美国政治体制产生了多维度的深远影响。

一、行政权的空前扩张与运作范式转型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首年，行政权扩张达到了美国现代政治史上罕见的强度与广度，其核心特征是通过“行政令治国”模式，系统性且高频地绕过立法程序，以单边行动推行政策议程，并借助将相关事件定义为“国家紧急状态”等方式，使总统的自主裁量空间最大化。这种权力运行逻辑不仅体现在“量”上——截至2026年1月，由其签署的229项行政命令创下了二战以来总统上任首年的最高纪录，更体现在其“质”上：这些行政令广泛而深入地介入社会、经济等各领域，其中约30%的行政令更是直接针对文化、教育、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意图在无需国会共识的情况下，迅速重塑国内政策格局。其执政团队援引并强化了“单一行政权”理论，主张总统在行政领域拥有近乎独占的宪法权威，能够相对独立地指导联邦机构。与此同时，政府频繁宣告“国家紧急状态”，将常规政治议题转化为“安全危机”，从而激活总统特殊法定权力的关键策略，进一步拓宽了行政行动的法定边界，压缩了国会与司法部门进行制衡的常规时间与程序空间。一个标志性案例是，在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和政策调整强化其行政权力，以重塑联邦枪支监管体系、扩大枪支权利为中心开展行动。2025年初，他发布行政令指示司法部长在30天内全面审查拜登时期的枪支政策，意在撤销被认为侵犯第二修正案权利的所有法规和执行行动，特别是“零容忍”枪械经销商监管策略。通过这些行政指令，特朗普不仅削弱了联邦执法对枪支违规的监管力度，还将联邦政策重心从公共安全转向权利保护。然而，这些行动也引发司法挑战与审查，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行政权力的扩张。

二、三权分立体系的功能性失衡

美国传统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体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呈现出“强行政、弱立法、司法立场倾向化”的格局。立法部门陷入显著的“制度性弱势”，国会参众两院虽由共和党以微弱优势掌控，但党内分歧与白宫的政治施压相互交织，导致国会对白宫的制衡能力大幅弱化。这种权力失衡直接引发了美国联邦政府史上最长的43天停摆事件，公共服务体系运转受阻，社会治理效能遭受严重冲击。

司法系统与行政权的关系则呈现“总体倾向性支持、局部有限制衡”的复杂态势。特朗普政府通过频繁诉诸最高法院“紧急上诉”程序，加速推进争议性政策，绕开下级法院审查与常规司法流程。据报道，最高法院在特朗普政府发起的23起紧急上诉案件中，有21次得到保守派多数的支持。可以说，最高法院运用多种法律路径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开绿灯”，使行政权力在合法性未决阶段已产生实质效力。紧急裁决甚至被赋予先例效力，压缩了国会与下级法院的制衡空间，形成“政策先行－司法追认”模式，削弱了三权分立的动态制衡，导致行政权在司法默许下不断扩张。

联邦与州政府的纵向权力博弈同样日趋激化。联邦政府与加州、纽约州等民主党主政州，在移民政策、气候变化治理、持枪权界定等关键议题上形成激烈对抗。联邦政府曾试图援引《反叛乱法》绕过州长权限，推动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在波特兰冲突期间，联邦法院禁止调动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后，白宫通过迂回方式抽调加州警卫队跨州支援，进一步加剧了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张力。

三、意识形态重塑与治理逻辑的调整

特朗普政府在权力重构过程中，同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重塑，将“传统美国价值观”强化并融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其核心举措包括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the White House Faith Office），统筹全国宗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将宗教自由从宪法原则转化为具体行政实践的治理取向；以“维护军队战斗力”为名，出台政策禁止跨性别者服役；同时逐步取消针对少数族裔的扶持，调整社会资源分配的政策导向。

政府效率改革成为行政体系重组的核心抓手。特朗普政府组建“政府效率部”，以“打击深层政府”“削减行政开支”“提升治理效能”为三大目标，推进联邦雇员裁减与联邦机构撤并工作。截至2025年底，已有近30万名联邦工作人员离职，被认为是几十年来罕见的政府“缩编”行动，对联邦行政体系的运转模式与人员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

经济政策亦成为权力重构的重要载体。特朗普先后签署近40项涉关税政策的行政命令，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这一政策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将国际关系简化为零和博弈框架，将盟友关系界定为基于利益交换的关系，本质上是通过经济手段强化行政部门在对外政策中的主导权，同时助力其国内政治议程的推进。

四、社会结构的重组与政治对立的激化

权力重构进程与美国社会结构的深度重组形成相互交织态势，政治对立呈现出超越传统“红蓝对立”的复杂形态。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其第二任期首年发生了最为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阶层变化、种族政治格局调整与代际分化加剧等多重特征。在阶层方面，共和党传统上被视为“白人精英与郊区富人”的代表，而在当前阶段，已逐步转变为以蓝领阶层与多族裔工人为核心支撑的政党。在种族政治层面，选举数据显示，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获得了近半数拉美裔选民的支持，这一趋势在2026年的民调中得以延续。同时，部分非裔与亚裔选民基于对特朗普“经济实用主义”政策的认可，转向支持共和党，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种族政治的固化格局。性别与代际层面的政治倾向亦出现“红移”特征。越来越多的男性选民被特朗普展现的“强人政治”姿态与反建制言论所吸引，转向支持共和党；代际层面，中青年蓝领群体对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反精英叙事接受度较高，而老年群体的政治倾向则维持对民主党或温和共和派的支持，代际政治裂痕持续扩大。

社会结构重组伴随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的频发。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全美范围内已发生上万起游行示威与抗议集会事件。其中，2025年10月爆发的“不要国王”（No Kings 2.0）全美联合抗议活动，不仅发生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大城市，更渗透到了全美几十个州的中小型城镇，成为近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社会抗议事件之一，反映出社会层面对权力集中化趋势的强烈质疑。

五、权力重构的潜在后果与系统性风险

特朗普政府的权力重构实践，已引发美国国内治理的多重深层危机。从民意支持率来看，根据2026年1月的多项权威民调数据，特朗普的支持率呈现下滑趋势，最低甚至降到36%，创下本届任期内新低。即便是其核心主推的移民政策，支持率也呈现持续下滑态势，反映出民众对政府治理效能的质疑不断加剧。

政治暴力威胁升级成为突出的社会风险。相关民调数据显示，73%的美国民众将政治暴力视为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2025年，美国枪支暴力事件造成近1.5万人死亡，其中未成年人死亡人数逾1200人，全年共发生400多起群体性枪击事件。暴力事件的频发进一步撕裂社会共识，加剧了政治对立。

经济领域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在降低企业与高收入群体税负的同时，加剧了美国财政收支失衡压力。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持续累积，截至2025年底，美国国债规模已攀升至38.45万亿美元，人均债务达11.2万美元，财政可持续性与金融稳定面临严峻考验，多方专家（包括高盛和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称，由于债务增速远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美国的财政路径已被认为“不可持续”。

纵观全年，特朗普政府对国内权力的重构几乎将联邦政府变成了一台权力集中的签字机器。行政令签署的“沙沙声”掩盖了国会辩论的沉寂，联邦与州的对抗愈加凸显。旨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目标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演绎为权力重塑的生动实践。

（作者：魏红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