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进程的历史源头和本土化实践的初始形态。从1899 年至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译介活动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历经译述萌芽、转译高峰、直接译介三个翻译历程，渐次实现了从零星、自发地引述向系统、自觉译介的初步过渡。伴随着理论释译的逐渐深入，该时期的译介活动日益凸显出主体性选择、调和以及重构的阶段性特征。从译介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的文本形态、译介理路和基本特征展开系统化的溯源、疏正、考释，不仅有助于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进程的整体性、科学性认识，更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史的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早期译介；文本考释；译介特征

近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译介史的研究日臻丰富，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然而限于经济学范畴的排他性研究，鲜有系统探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列宁，2017：62）， 其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构成了该理论中国化历史与逻辑的起点，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学说译介文本的演进脉络、释译的理论观点、翻译实践的主要特征展开阶段性的厘清、疏正和阐发。总体看，始自晚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译介活动并非孤立或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自然经济加剧瓦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大规模西欧新说的引入以及书报传播媒介的广泛兴起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在上述历史动因的推动下，从1899 年至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早期译介活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序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早期对资本逻辑的片段式引述、《资本论》的原初释译，还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首次摘译，这些渐进深入的译介不仅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初入中国的历史面貌，更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五四运动后系统化专业化的译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早期译介的文本考释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作为诊断社会“积弊”、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力量，依托翻译主体的早期译介活动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观念，借助书刊结合的译介载体，逐步沉淀为本土化实践的初始形态。根据纵向的历时性传入轨迹和横向的翻译实践方式，可大致将其早期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Kapital” 到“ 主于资本”：《资本论》在译述阶段的模糊登场

（二）经济学术语的初现：假道日文的转译高峰阶段

（三）理论价值的初步肯定：“独立直译”的尝试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早期译介的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早期译介活动虽然尚未从舶来的理论中独立出来，且引介的内容也没能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全貌，但是作为早期译介的这三个翻译历程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翻译主体对该异质学说基于历史动因所进行的主体性选择、调和和重构，留下了在“准备阶段”独特的翻译轨迹和翻译特征。

其一，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译介常作为引介自有思想的补充，裹藏于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传入中国。

其二，该时期由不同政治主张的社会群体构成的多元翻译主体将个人的见解和主张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译文中。

其三，该时期翻译策略普遍遵循“西学中述”的迻译理念，强调以中国传统语言结构与思维习惯吸纳并转化西方学说，旨在消弭文化语境差异。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对近代中国民族救亡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回应。这一译介过程本身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的初步展开，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化实践的探索。综观1899 至1919 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译介实践，其翻译语境与翻译行为表现出鲜明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受主客观条件制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译介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碎片化译介、片面化解读、本体化误译等历史局限，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原貌的完整呈现，但也使其逐渐从舶来的知识中独立出来，成为边界清晰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东渐的重要环节，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译介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性贡献。该时期的译介活动，通过中国化语境核心术语的构建、翻译路径的开辟与翻译方法的探索，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化翻译提供了必要的术语准备与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田雨，海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原文出自《中国翻译》2026年第4期第70-76页）

（网络编辑会出现体例不规范现象，以正式出版内容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