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伟：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
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国翻译研究院院长周明伟发表演讲。中国网 郑亮 摄 |
中国网6月11日讯 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6月11日在重庆开幕。研讨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和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协办。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中国外文局局长、中国翻译研究院院长周明伟出席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周明伟结合对外传播和当前发展的状况，就如何加强中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对外传播工作不断迈向高峰，提出重要建议。
全文如下：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推动对外传播工作迈向高峰
——在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的演讲
尊敬的蒋部长，尊敬的亚非主任、燕平部长，各位同事，大家早上好！
首先我要再次欢迎大家出席本次的研讨会，我和我的同事都特别高兴，连续第四次，从第一届开始就关注我们会议的老朋友，当然也特别高兴看到了很多新面孔。我谨代表会议的承办方，代表中国外文局，向积极参与支持举办这次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特别感谢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
全国对外理论传播研讨会自从2009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成为理论研究、服务对外传播实践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是我国对外传播领域已经形成一定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个高端理论研讨会。一会儿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同志专门为这次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我们会议还要隆重表彰本次研讨会的优秀论文，这是大会专家委员会从200多篇参会的论文当中层层推荐、遴选出来的，他们是近两年来我国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代表。本届研讨会论文和研究议题涉及的范围同前面几次相比议题更加广泛，包括了新闻与传播学、国际关系、文学与翻译、互联网与新媒体等多个研究领域，研讨会的规模同以往几次相比也更大了。与会嘉宾来自中央各有关部委、国内有关新闻媒体、涉外工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省市新闻办等各个方面，应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自从2009年第一届会议起，我们一直致力于将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打造成一个跨界交流研讨的平台，这本身不仅是由国际传播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我们也希望搭建这个平台并集这个平台汇聚全国专家学者的智慧，围绕党和国家的大局深入研讨当前和未来对外传播的战略性、紧迫性和具有前瞻性的一些重要议题，发挥好研究对实际工作的引领作用。在此，我们向为研讨会提供各方智力支持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下面我结合对外传播和当前发展的状况，就如何加强中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对外传播工作不断迈向高峰谈几点看法，同大家一起交流。
第一，如何认识目前我们对外传播中存在的“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
2014年10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他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当前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认识学习总书记的这一番讲话以后，我体会我们对外传播领域也同样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总体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对外传播工作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绩，理论界、教育界和各个实务工作部门，紧密围绕中央对外宣传的要求，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顺应对外传播实践的新形势，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前瞻性、应用型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和非常有价值的进步。这些都直接反映了我们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通过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加强了中国梦、“一带一路”、“四个全面”战略等重大主题的对外宣传，积极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道路、宣传中国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工作，服务了大局。可以说，应对复杂的国际舆论斗争，推动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改革与创新，提高对外传播的能力和水平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着实推动了一批研究成果登上“高原”。
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实践过程中，高质量的作品依然是少数，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从我们自己的评价看，还是处于一个同水平的，有些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当中。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
比如我们在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还缺少国际舆论研究。我们主动设置国际议题的意识和能力应该说有许多进步，但是与对外传播和国际舆论竞争的需要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我们也缺少国际舆论斗争场面上的“舆论领袖”，这使得我们在对外传播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经常会显现出被动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主动设置议题、提出有影响力观点的能力还比较弱。
再如，我们经常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缺乏好的国际表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精彩的内容、呈现的形式应该说比比皆是，而且取得的成绩应该说已经越来越多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认同，国际社会对中国信息的需求也前所未有的呈现出来。但是要讲好这些中国故事，需要好的国际表达，这恰恰也是我们明显所欠缺的。没有好的国际表达，经常的情况是我们有再好的故事也讲不出来，即使讲出来也传不出去。同样，我们更缺少优秀的在国际舆论场上能“打仗”的作品，能影响人、感染人的作品。总书记强调，要把生产创作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我想我们对外传播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把打造对外传播的优秀作品作为我们所有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生产创作优秀的外宣作品，同样是我们对外传播的中心工作。
目前，我们制作并能够对外输出的受国际受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相对而言还是有限，并更不用说我们影响西方主流社会、影响西方主流媒体，能够感动人、影响人的产品那就更少了，这些都大大制约了我们好故事、好声音的对外传播，制约了我们建设顶尖国际传媒“航空母舰”的建设。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快速发展、成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高原”和“高峰”的挑战。
第二，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应该成为对外传播迈向高峰的一个突破口。
我感到，目前对外传播我们有一定数量但是缺质量，已经上了高原但是缺高峰的问题，应该有很多，但是我们在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过程中所存在的差距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目前，要努力使对外传播能力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国际话语权同我们的大国地位相适应，国家形象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实现这“三个适应”，使得我们有更多的对外传播登高原、攀高峰的作品。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这个环节。
对外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环节，很多情况下，他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讲故事就像刚才亚非主任所说的，不同于概念对概念的解释、定义对定义的介绍，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比较擅长的事情。但是讲故事要求的还是要用别人能够体会、能够比较、能够听懂的，有情感、有情节、有温度的话语表达，非常形象也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我们的表达应该拥有的特别属性。用受众喜欢的方式和语言介绍你自己、介绍你的国家、介绍你的经历、介绍你的文化，这样才可能有影响力、吸引力，才可能有感染力，这其实就是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主旨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说，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水平，往往都是我们讲故事的水平，都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水平。而融通话语体系，应该也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一个关键。
种种的经历表明，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未来权力的来源，影响力的来源，可能就像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源于驾驭网络空间信息，并控制话语权影响公众的语言。这在一定意义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不难预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新闻传播行业，必然要受到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极大推动。一方面将推动我们事业本身的发展，同时也更加加剧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争夺国际话语权影响全国受众成为竞争的高地，成为大数据时代大国博弈的核心能力之一。而没有完备、强大、富有创新力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当中，应该说经常可能会陷于无从谈起或者难于实现的状况。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也是传播好当代中国道路理念、核心制度、核心价值观和提高国际道义、感召力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于实践证明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系和制度，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当代价值精神传播出去，以丰富生动的语言来理解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观，阐释好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个重要任务能否完成，关键之一也在于我们对外话语权、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
第三，我们要共同努力来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设。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既描述了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能力，也是我们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应该说越来越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这次会议以“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为主题，本身就是研究落实中央提出的“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的工作总部署。我们力求以问题为导向，研究解决我们在构建话语体系过程当中的问题和困难。就此我想抛砖引玉讲六点我的思考。
一是要加强翻译类的外语教学和科研水平。应该说，外语教学、外语科研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水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外语的水平和利用外语的对外交往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相对目前，我们对外交往，特别是我们所说的中译外，要把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把我们的道德核心价值观念，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文化文明传播给世界，核心环节经常是表现在我们中译外上。就中英文上，我们依然处于核心的、能定稿的人才非常短缺，更不用说小语种的。美国有一个非常的知名的语言学院，他培养外交官，像蒙特利外语学院，他教的语种有200多种，我们目前不仅缺定稿人，一般水平、中等水平的翻译甚至也还处于空白的状况，我们在不断推动外语的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要特别强调外语教学过程中的翻译水平、翻译能力、翻译认识的教育，使得我们整体对外传播的翻译工作能够有一个更加广泛、扎实、不断提高水平的基础。
二是对外传播工作者在当今时代一个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扎实的功力和基础，是我们构建话语体系、做好对外传播的一个能力和本钱，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要求。我们可能都记得在十八大一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一次会见中外媒体的记者招待会上做了20多分钟的一个讲话。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想我们大家都很重视。总书记提出来：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就中国了解世界而言，我相信我们在座无论哪一个行业、无论哪一个方面，已经在过去30年时间，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国际社会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知识还是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但事实上，相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相对各类突发事件和重大的国际关注问题，我们还依然处于对很多问题一知半解、不求甚解的状况。如何更好的了解世界，是对外传播工作者的一个基础性但是很重要的任务。
当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更多的了解中国，这两条都是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一个基础，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是我们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一个基础，缺乏这个基础，我们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特别是对受众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常常会成为制约我们对外传播发展的一个实际限制。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我有精彩的故事、精彩的内容、精彩的作品，就有条件推向国外。事实上，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中国文化能走多远，中国的对外文化交往能力有多强，首先当然取决于我们手上的产品精彩不精彩，但也受制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中国文化能走多远、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如果我们对别人的文化了解不够，常常会直接制约我们对外文化“走出去”的能力，因为这是文化的属性、文化交流的属性所决定的。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实现文化“走出去”的功能，而交流的过程必须是以了解别人、理解别人、认识别人为前提。因此，我认为更好的了解一个快速发展的自己和快速发展的别人，都是我们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三是要通过建立机制来逐步形成我们话语体系的建设。还是要按照大数据的原理建立大的数据库，不断完善形成一个权威的由易到难、先易后难、由近到远的的智库、文字库和话语体系库。在加强基础建设的同时，在发展推动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时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性的资源。
四是要解决好翻译的问题。我们讲故事、传声音最终还是要通过别人的语言呈现出来。我们希望了解别人、认识别人，让别人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这是一个目标，但依然很漫长，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通过我们自己用别人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们还是得高度重视翻译当中的一些问题。
我举一些例子。比如“一带一路”的翻译，现在我们经常是翻译没有语法错误、没有文字错误，但是呈现的意思有时候往往大相径庭，有时候的翻译达不到我们想呈现的目标。“一带一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直接翻译成英文，很精彩就四个词，关键这四个词要呈现这样大的一个战略构想，往往可能需要40个词、80个词甚至更多的词来解释它，使得我们在对外传播的第一时刻失去了对外话语的主导权。更何况我们有些解释，因为翻译本身对“一带一路”的阐释，使得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人，有些看不明白“一带一路”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西方人一句话说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只要说中国的“马歇尔计划”都听得懂。
因此，在一些政治理念，重要的政策定义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只追求没有错误，往往事与愿违或者达不到预想的结果。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不是“马歇尔计划”。因此翻译没错误，我们没有问题，国际上有问题，如果要妖魔化“一带一路”，那顺水推舟就可以植入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五是要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不能只认为是对外传播工作者或者翻译工作者的责任。要构建一个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必须要让越来越多写中文稿子的人、写重要文稿的中文起草者能够关注到我们对外传播的本身需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本身应该成为中文起草者一个努力的方向。中央文件翻译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曾经请教过中央一个老翻译家，当时他82岁，他说现在很多翻译不准确，不能完全怪翻译，因为翻译不知道这简单表述一二三四五六背后的实质意思是什么，字面翻译只能翻成这样子。
一个有效解决的办法是周总理60年代设立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当时中苏论战的时候，周总理起草“九评”，周总理安排两个语种的翻译，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俄文翻译进入中文起草组，要求他们从头到尾了解中文本身想说的什么意思，周总理甚至说外文翻不清楚的改中文。为什么？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看得懂、看明白。只是自己很清楚很明白，别人不明白这是不行的。因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文起草者的支持和理解、配合，我们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过程将会有更多的困难，因为很多困难是我们中文起草者制造的。因此，如何实现融通中外话语体系这个崇高的目标，需要我们中外文的工作者，共同努力，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才能最终实现。
六是要认识、研究、把握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规律性。应该说传播是过去30年里面各个学科当中发展最快，同时又面临许多新问题的一个领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挑战的新的发展领域。因此如何逐步摸清它规律性的内容，是我们的侧重点。我们在研究构建这个话语体系当中既不能妄自菲薄，简单的照搬照抄，或者简单强调以我为主，简单的排斥或者自说自话，也不能把融通中外依样画葫芦，或者简单把词汇堆积和组合。研究它的规律性有助于我们减少盲目性，增强我们话语体系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同志们，外文局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一直在探讨对外传播的一些实践和理论的重要问题，我们有责任也非常愿意同大家一起共同搭建好这样的平台，来研究我们面临的问题、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已经顺利举办了三届，这是第四届，六年来我们理论和实践的配合越来越紧密，国内外研究者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充分的体现在我们很多研究成果当中，一批年轻的专家和研究机构都用各种方式创立了研究课题、研究中心，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外理论传播、服务外宣工作的大局，我们外文局准备设立一个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招标机制。这里顺利简单做一个介绍。希望这个机制能够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托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这样一个平台和丰富的专家资源，通过机制性、系统性的研究，来推进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因此，想通过每年设立一批课题的方式来招标各个有实力的专家、机构和个人来进行研究，我们欢迎各单位的专家和各个机构能够积极的支持我们，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期待我们来共同“登高原、攀高峰”。
同志们，今天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有更多的希望，我们真诚的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开好这次会议，实践好我们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