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会对外说话
2013年12月12日，外交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这同时也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会”。发言席的一侧，83岁的齐怀远，拄着拐杖，拒绝工作人员为其搬来座椅，73岁的李肇星轻轻挽着他的胳膊。站在最外侧的是62岁的孙玉玺，和他隔得不远的是同为“50后”的沈国放。音乐声响起，“60后”秦刚、洪磊以及“70后”华春莹走过去，把他们请上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外交部发言人。
发言人制度被视为打造“透明政府”的“必选项”。外交部是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家部委，从1983年至今，一共有28位发言人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诠释中国政策。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如何从“没有座位的发布会”发展为“全天候接受提问”的？
1 首场发布会：只有三句话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站在中外记者面前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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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钱其琛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
这是一次面向全世界的历史性告白。这一告白，源于一年前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一事件催生了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尽管这篇讲话仍不乏对中国的攻击，却传达出几个讯息，明确表明了苏联对华态度—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建议双方进行磋商，采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敏锐捕捉到这一讯息的中国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曾任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前大使金桂华称，“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已经两年有余，加上苏美争霸多年，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因此，缓解对华关系可能成为苏联对外战略调整政策之一。苏联领导人讲话所传递出的讯息，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在其《外交十记》中回忆道，“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两天后，即3月26日，发布会在老外交部（今国务院新闻办所在地）主楼门厅处举行，前来参加发布会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把钱其琛围在了中央。他们站着，听钱其琛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钱其琛在这个“简短声明”中只说了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份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声明虽短，但反响很大，国际上给予了极大关注。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场“三句话的新闻发布会”是外交部历史上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这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奏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创建的序曲。
一年后，即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频繁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一个月后，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这样，外交部率先在各部委中建立了发言人制度。
2 从“只说不答”到“来者不拒”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经历了从单向发布到双向互动、从单一发布到多种渠道发布、从传统媒体发布到多媒体发布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各国常驻记者大概只有百人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记者吉米说，在外交部举行首场发布会之前，只能依靠中国官方媒体获取信息。还有外国记者回忆说，当时发稿需要去北京的电报大楼。
细心人会发现，外交部发言人的答问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从“坐答”到“站答”的悄然变化。改变10年来“坐答天下”方式的是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发言人沈国放。
1993年至1998年，沈国放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2009年9月的一天，沈国放面对记者侃侃而谈：“我参加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1994年春节过后。从1993年10月开始，我就为我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做准备，每天都翻阅、记背大量的资料。”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设立之初，每周举行一次记者会，只主动发布，不答问，现场翻译用交传，后来改为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记者会增加为每周两次，接受提问，翻译方式改用同传。此后，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的限制，直到没人提问发布会才结束。
曾担任发言人的孙玉玺告诉记者，在发布厅里，他最长经历过2个小时40分钟的发布会。发布厅之外，创纪录的一次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孙玉玺随专机飞抵贝尔格莱德，在60个小时的时间里回答了各国记者2000多个问题。
跨入新世纪后，信息化迅猛发展，互联网颠覆了媒体获取信息的传统渠道。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迈入世界中心舞台，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立场主张。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与时俱进”，设立了24小时值班手机，全年无休接受媒体的提问，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回应媒体的关注。
2011年9月，例行记者会改为每个工作日一次，外交部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每天举行记者会的外交部门。路透新闻北亚区总经理杜纳德对此印象深刻，他表示，这意味着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更加公开。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外交部又在部委中率先开通了微博、微信，记者会和发言人谈话内容在第一时间用多媒体手段发布。
如今，外交部记者会不只是记者的“专利”，也对普通民众开放。仅2013年，就有120余批、4000余人次旁听记者会，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团体、热心网民等各界人士。外交部还会定期举行公众开放日，民众可以和发言人“零距离接触”。
3 “幽默并不等于不严肃”
幽默，能拉近发言人与记者的距离，增强感染力，有利于展现发言人的亲和形象。而有些人认为，在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这种正式、庄严的场合，面对重大主题，发言人应该始终保持庄重、不苟言笑，幽默诙谐会显得与会场格格不入，不严肃。“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幽默并不等于不严肃。在重大正式场合，各国领导人幽默、诙谐的表态就是一种普遍现象。”曾任外交部发言人的金桂华说。
金桂华举了两个例子。比如，一名记者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非常粗鲁地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官方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解释显然是前后矛盾的，是谁在对我们撒谎，然后再通过我们向美国人民撒谎？”基辛格停顿了一秒钟，马上就回答：“我喜欢这种提问的建设性精神。”他的回答博得全场掌声。“在外交场合回答问题，需要灵活机智和幽默应对。”金桂华说，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设家宴款待邓小平一行。席间，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中美建交，卡特总统在美国遇到亲台湾势力的阻挡，不知道您在贵国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麻烦？”邓小平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有，台湾省就反对！”“多么经典的回答！”金桂华说，“幽默诙谐、反应敏捷，是发言人必备的一种答问方式。”金桂华说，发言人幽默诙谐，往往能够活跃气氛，消除记者的对立情绪，产生积极的效果。比如，外交部老部长陈毅早在1965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曾经这样对记者说：“各位记者阁下，你们可要警惕啊，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我‘洗脑筋’啊。”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双方距离立即拉近了。
幽默其实是发言人拥有亲和力以及性格魅力的具体体现之一，而一个有魅力、有信心、有胆识、有特点、高素质的发言人，才是一名合格的发言人。沈国放强调，幽默是发言人需要坚持的重要答问手段的同时，更加强调发言人的综合素质。他说，发言人制度已经走过三十多年，发言人除了要有渊博的学识、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外，还应在言行举止、风度仪表、气质形象等方面有更加良好的表现。“尤为重要的是，发言人首先要对祖国忠诚，要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国情，要掌握外交政策。”沈国放说，一名合格的发言人应具备以下素质：一是政治素养要高；二是业务素质要精；三是反应能力要快；四是沟通能力要强。
怎样把个人的特点和政策很好地结合？沈国放认为，每个发言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我的特点就是，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愿意灵活一点，如果所有问题都按照口径回答，发布会就可能不很成功。发言人应把个人特点与政策掌握这两点结合好，灵活地回答记者问题，而不是完全照本宣科。”
外交部新闻司前司长、前发言人，中国驻荷兰、法国前大使吴建民认为，对外表态中大量存在的官话、套话，容易引起记者的反感，也有损发言人的形象。吴建民曾经说过：“做一个发言人，要做一个聪明的发言人，做一个有魅力的发言人。发言人如果有智慧，一句话就能把人家讲得笑起来，一句话就能把人家讲得跳起来，这就是讲话的艺术。发言人完全可以发挥，不能干巴巴地说教。”
沈国放说：“发言人越是在紧张情况下，遇到的问题越刁钻，回答就会越精彩。”沈国放坦言，在他担任外交部发言人4年多的时间里，回答得较为满意的问题大都来自那些刁钻、尖锐的问题。
4 发言人背后有许多人、许多部门在支持
对公众而言，外交部发言人是了解中国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在网站论坛上，发言人的言论经常成为讨论热点，有叫好的，有编“段子”调侃的，也有“拍砖”的，甚至有人给发言人寄过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
外交部第21位发言人刘建超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外交不能搞成“出气外交”，因为出气并不一定能办成事。程曼丽说，外交部发言人代表国家发声，并非个人行为，在这背后有国家机制、发布制度的安排，如何发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获取分析的结果。
在民间，人们往往会对发言人富有个性的回答津津乐道。但在李肇星看来，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曾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秦刚也认为，记者会不是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不追求所谓“明星效应”。“发言人要爱国、通晓内外、找准定位，要牢记大我，忘却小我，底气才会更足，表达才会更准确自如。”秦刚说。
不过，在严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在面对棘手、刁钻的问题时，很多发言人都会选择用灵巧的方式“四两拨千斤”。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记者会上李肇星回应各方对邓小平健康的关注，称其身体很好。一位外国记者问：“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李肇星幽默地说：“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
和西方国家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多是职务化的。以外交部发言人为例，基本上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言人专业性要求的降低。
作为发言人，要做到接住各国记者的“出招”，既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要对政策的把握，只有全面地熟悉政策以及其背后的考量，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新媒体时代，网络也是发言人常用工具之一。多位发言人表示，他们会看网站的评论，会上微博，但是“潜水”居多。“公众看到的是发言人在台上的表现，但看不到的是幕后还有许多人、许多部门在支持。”秦刚说，发言人的一天有“四部曲”：了解信息、思考可能的提问角度、制定答问要点、回答问题，外交部各个司局和其他部外单位都为发言人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作为发言人，沟通技巧和形象仪表同样重要。
据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邀请新闻传播方面的学者、中央电视台化妆师等专业人士给发言人“支招”。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华春莹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曾经向高级化妆师徐晶老师“请教”化妆技巧，还让服装设计师朋友为她的着装提供建议。
5 “内事”也有了发言人
不光外事工作需要发言人，“内事”也需要。“由于各种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政府一直只有外交部一家对外答问的窗口，所以，外交部发言人长期以来回答的问题除了外交之外，还有涉及香港、台湾，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一位老外交工作者对记者说，“当时，这种情况在国际上可能只有中国外交部一家。当然，随着我国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逐渐机制化，如今这一现象已经改变。”
198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198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从此，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
近年来，我国政府发言人制度不断发展，国台办、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商务部、国防部等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建立了发言人制度，就主管领域的问题发布信息。据了解，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已经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数千人的队伍。
有人说：“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有不少学者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变化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新闻发言人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对外到对内，权力机关从过去的‘不说话’到主动‘说话’，这一转变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还没有定型的发言人制度。到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发言人制度。从过去发言人‘空名空衔’到今天的‘实名实衔’；从发布会上发言人只发布不答问，到今天既发布又答记者问；从过去偶尔发布，到现在定期、频繁地发布，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金桂华说。
6 2.0时代：发言人如何再出发？
过去，外交部记者会是外界能够听到中国声音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如今，信息发布有了越来越多的手段和平台。在2.0时代，发言人制度会如何发展？
在程曼丽看来，发言人和记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依然会被保留。从发言人角度看，这种能看到面孔和表情的交流能够增加传播亲和力；对记者而言，可以直接得到信息回馈，而且有现场感。“同时也要考虑到新媒体时代，如何优化新闻发布机制，如何使用让公众更能接受的方式。这需要打一套组合拳。”程曼丽解释，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受众，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信息发布，可以利用网站、微博、微信进行深度解读，以进行更有效对话、消除误解偏见。
1983年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后，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由于新闻发布不及时，造成民众恐慌，此后中国政府开始制定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多次强调，要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
程曼丽认为，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涉及跨部门合作，例如食品安全、东海防空识别区等，在对外发布上也应该形成合力，使得各个部委部门间有更好的协同互动。
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外交部新老发言人和来自国新办、国防部、商务部、教育部、国台办、卫计委等部门的发言人拍了一张合影，在场的记者笑称，这是中国发言人的“全家福”。也许，这样的“全家福”会越来越多。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大事记
1982年3月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举行记者会，就中苏关系发布简短声明，这场“三句话发布会”成为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雏形。
1983年3月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第一次例行记者会，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外交部在中国国家部委中率先建立发言人制度。制度建立初期，每周举行一次发布会，只发布消息，不回答提问。现场采用中英文交替翻译。
1983年
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
1986年
现场答问增加为每月两次。
1988年
每次记者会都允许记者提问。
1995年
记者会改为一周两次，每周二、周四下午举行。
1997年
例行记者会取消对记者提问的次数和发布时间限制，现场答问至无人提问为止。记者会翻译改为中英文同声传译。
2000年
设立发言人办公室值班手机，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受理记者提问。
2011年9月1日
正式启动新闻发布新机制，例行记者会由每周两次增至五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