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是指叙事学视野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其目的是对内凝聚共识、引导认知，对外展现国家形象，以此获得国际认可。日本心理学者岸田秀认为，国家叙事应支撑国民荣耀与价值观，还应尽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这就意味着对内国家叙事的“原创”及其对外翻译传播同等重要，是新中国对内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和对外树立国家形象的一体两面。在此意义上看待“十七年”红色作品，它们堪称新中国的国家叙事，而沙博理在这一时期凭借《中国文学》和外文出版社的平台紧密参与的国家翻译实践，就是新中国国家叙事的译介工作。
建国“十七年”中国文学外译活动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发生,与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密不可分，是新生的民族国家主动对外翻译介绍本国文学作品, 以响应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诉求和召唤, 意图在国际社会舞台上实现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是新中国实施的具有战略目标的国家行为。沙博理以其特殊的文化身份首当其冲地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明证就是，外文出版社“十七年”间所出版的69部小说中，除6部古典作品和10部现代小说外，其它53部均为当代小说，而沙博理一人就翻译了14部，大部分是中国当代红色小说！
“十七年”间涌现出集体性的革命历史叙事作品，在讲述革命历史时无疑对故事类型进行了精心的选择，而且有着比较明显的一致性，代表作就是“文革”后中国小说理论界总结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三红”指的是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一创”是柳青的《创业史》；“青”指的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山”指的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保”指的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林”指的是曲波的《林海雪原》。沙博理一人就翻译了这八部红色代表作中的三部：《创业史》、《保卫延安》和《林海雪原》！
沙博理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的瞬间，是他记忆中永恒的东西。他由衷地认同新中国，这也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1947年3月底来上海“闯荡”的美国大兵，选择了共产党和新中国，把毕生献给了新中国的翻译事业，关心中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幸福。
沙博理生前说：“是凤子拉着我沙博理的手，像登长城那样，来到中国人民中间，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追求凤子娶为妻子共度一生，是沙博理的个人选择，把毕生献给新中国的翻译事业，关心中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幸福，是他的政治选择。
沙博理供职于外文出版社期间是“干部”待遇，而且享受着比普通干部更高的“外国专家”工资。他和同事们一样，都是新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中“翻译群落”的一份子，因为彼时的翻译任务不仅是规划好的，而且是国家对外宣传和交流的现实政治任务之一部，所以沙博理完成被指派或分配的翻译任务，是一种革命事业，或曰“使命”：
“我有三只手，一只手带着中国的腔调与西方握手；另一只手带着高鼻子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交流；第三只手，最重要的，是我要拉住中国发展的衣襟，跟上中国的步伐。这只手跟上，其他两只手就都跟上了。”
沙博理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中国经典著作达千万余字，可谓译作等身，其中大多质量上乘。他的译作题材丰富多样，既有中国古典名著、民间故事集，又有当代红色文学作品，体裁囊括连环画、剧本、诗词、小说被誉为“翻译英雄”（Hero of Translation）。
沙博理的角色不仅举足轻重而且无可代替。沙博理从事红色作品的英译，绝不是个人行为，即便其在加入国家翻译机构之前自行翻译过《新儿女英雄传》，但是由于后来他的译本又在《中国文学》上连载刊出，也就等于被纳入了国家翻译实践的出版和发行环节。不仅如此，沙博理的翻译必须遵循外文局制定的《翻译守则》。《翻译守则》的首要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按照守则的前后顺序可以判断“信”应该是最重要的标准，也自然成为沙博理翻译红色作品的指导原则。可以说，沙博理是以国家名义策动的国家翻译实践的实施者，因而他的翻译不仅仅是语际转换的翻译行为，而且是执行国家政治意图和文化战略的翻译行为。
我们将沙博理的翻译行为放置于新中国的国家叙事的背景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沙博理无疑是重要的国家叙事对外翻译的实施者。沙博理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始终关注世界大事和中国发展，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感情，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抱有极大热忱，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系，对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极端负责。这是后人对沙博理的高度评价。
（作者：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翻译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 典籍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