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之由
倪庆饩最早发表的译作是希曼斯夫人的诗《春之呼声》， 1947年刊发于上海《中央日报》副刊上。那年，他正就读于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倪庆饩虽年仅19岁，但已经接受了多年的古典英语的熏陶——从圣约翰大学附中到圣约翰大学，倪庆饩一直接受的是全英文授课。
在圣约翰大学英语系，倪庆饩上得最多的课是文学课，“课程都是按专题设立的，如莎士比亚专题课、英诗专题课、小说专题课等，系统而深入地介绍英语语言文学史上的那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
教课的多是美籍教师，战乱时也有从中国北方的大学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如王文显、司徒月兰等。王文显曾任清华大学代校长、外国文学系主任，是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先驱之一，曾有学者认为当年曹禺从南开转学到清华，一半是冲着王文显的。而司徒月兰则是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英美文学家、南开大学英语系的奠基人。“司徒月兰教过我的英语基础课，她的英语发音挺好听的，讲得地道而流利。王文显教的是莎士比亚专题课，他讲课不苟言笑，然而有一种温文尔雅。而英诗、小说这些专题都是外籍教师教，他们的英语素养就不用说了，真是原汁原味。”这样的学习条件，让喜欢文学的倪庆饩如鱼得水。
对于文学尤其英国文学的深深喜爱，使倪庆饩有一种愿望——通过翻译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所得，并以此与他人分享英国文学之魅力。虽只是“学而习”的尝试，但大学时的译作却时而能见诸报端。
1949年大学毕业后，倪庆饩曾在北京短暂任职于某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后因患肺病而被迫离职回老家养病。1953年，他到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开始是在中文系教外国文学。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让他“打通”了欧洲文学史的“脉络”，这对文学翻译工作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野之基。
当时教学之余，也偶尔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但都是“零碎不成规模”的。正当倪庆饩想在翻译方面进一步“扩大规模”时，“文革”的来袭，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他在中文系教的外国文学课被批判为“公然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时他觉着自己很委屈：“像雨果、狄更斯作品的价值，便在于人道主义精神，但当时讲这些，都是‘犯错误’的，那就真是没法讲了。”
于是，只知道温文尔雅，还喜欢在课堂上高谈阔论人道主义，而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倪庆饩，只得转到英文系教语法了。虽然起初中文系的学生仍然追着将大字报贴到外文系来批判他，但那些枯燥的“主语、谓语、宾语、动词、名词……”逐渐为他筑起了临时“避风港”。
“文革”的遭遇时常让倪先生心有余悸，他因此得了一个教训：就算只是安守本分搞文学研究和翻译，也保不准哪天会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此后，他的为学处世变得更加低调了，他时常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出风头”。
倪先生重拾译笔，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调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之后。改革开放带来了文艺的春天，初到南开，他便开始在教课之余做一些翻译工作，当然，只是“试探性的”，因为“还是怕又挨‘批判’”，所以难免“有点战战兢兢的”，都是以零散的短篇为主。
倪庆饩先生虽然很低调，但还是引起了同事的注意。经同事张镜潭教授介绍，他认识了著名诗人、学者、南开大学原英文系主任柳无忌先生。柳无忌先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以26岁的年龄任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一年后任系主任，延聘多名留美人才来南开任教，彼时南开英文系阵容之强，可与国内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匹敌。上世纪40年代末后，柳无忌先生虽一直客居美国，然而一直心系南开。70年代后他曾多次回国，专程来南开会晤亲朋好友。
柳无忌先生对倪庆饩的译才很重视，上世纪80年代他当时主编的《英国浪漫派诗选》，其中“雪莱诗选”与“济慈诗选”的翻译，便由倪庆饩、周永启共同承担。柳无忌先生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特别是雪莱）的影响，他在耶鲁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便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由倪庆饩来翻译雪莱，可见其对倪的赏识。
在南开崭露头角的倪庆饩教授，很快引起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著名学者朱维之先生的注意。他称赞倪庆饩是“年富力强的英文教授”“有丰富的教学和翻译经验”“译笔清新自然，足见功力”，并多次为倪庆饩的译著作序。
爱才心切，朱维之先生提出将倪庆饩教授从公共外语教学部调到自己的“麾下”——中文系工作。但考虑再三之后，倪庆饩觉得自己是拙于应付人际关系的那一类人，来到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之后，好不容易才刚与周围同事熟悉起来，此时若是调到中文系，势必又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人际关系，这太折腾了。另外，他认为自己不是南开毕业的，是个“外来户”，到中文系教外国文学也许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但可能会让被自己取代职位的那位任课教师感觉不舒服。
因此，倪庆饩虽然很感激朱先生的赏识，但最终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美意。“我就想凭自己的业务水平站稳南开的讲台，不想出什么风头。”他想在教学之余安心读些书，搞搞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