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译”径乐以忘忧——译坛“隐者”倪庆饩教授

“译”进乎道

许多读者读了倪庆饩的译著深受启发，常常写了书评发表在文学和读书类报刊上。其中有一名读者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对倪庆饩翻译的《格拉斯米尔日记》这样评论：“读这部日记，可以使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感到一些清静和爽逸，可以使心灵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得到一种净化与抚慰。应该说，多萝西给我们纷繁躁动的现代生活提供了某种借鉴：我们似乎忘记了还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得意义和启示，从而对抗庸俗、畸形、冷漠的城市生活，保持心灵的健康与安宁。”

当然，直到现在，更多的读者并不一定注意到“译者倪庆饩”，而只是关注译著本身的内容，但倪庆饩对此并不介意。他认为翻译本身是一个幕后工作，译者并不需要很大的公众知名度。

从事这样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获得的物质回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少得可怜的稿费“不足为外人道”。而在现行的大学评价体制下，翻译乃至文艺创作都不算“科研成果”，不能成为业绩考核和职称晋升的条件，因此不能借此获得优厚的“科研经费”。

从所居住的老房子来看，倪先生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诚如著名艺术史学者、翻译家缪哲多年前所言，倪庆饩先生“以译介英国散文为职志，七十好几了还愁米盐，然其志不辍”。

但在倪庆饩先生看来，为志业而执着求索，虽苦亦甘甜。翻译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给倪庆饩的启发是：一个身患残疾的穷诗人也可以从徒步旅游中找到乐趣和朋友。“我同意他的观点：要使人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是那么少。”而洋溢在史蒂文生《驱驴旅行记》中的热爱生活、不畏艰险的精神，使倪庆饩“自愧弗如又受到鼓舞”。

也许翻译侦探类、时尚类的作品能获取丰厚的稿酬，但他向来不屑于此。因为对他来说，如果翻译过程中无法获得精神的滋养，稿酬再多也是得不偿失的。这让人不禁想起《论语》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曾说：“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倪先生对此深有同感，对他来说，一部又一部译作的行世，也标志着自己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深阅读”的心灵之旅。

多萝西在《格拉斯米尔日记》中，描绘了格拉斯米尔湖畔的湖光山色，其中有这样一段：“向远处望去，在阳光下飞翔的乌鸦变成了银白色；当它们向更远处飞时，就像水波荡漾似的在绿色的田野上滚动……”如此灵动的文笔，清新而自然，仿佛诗中有画。每个词句看起来都很简朴，甚至是口语风格的，但组合在一起却能体现一种诗意来。

虽然阅读的过程很“享受”，但翻译的工作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碰到《格拉斯米尔日记》这样“词浅意深”的作品，倪庆饩先生从未敢掉以轻心。有些作品甚至近乎口语风格，其词汇与句式看起来比书面语要普通平易，但要译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确非易事。“比如girl这个词，书面语可译作‘女郎’，或通译为‘姑娘’‘女孩’，口语则可译成‘闺女’‘妞’‘妹子’‘丫头’‘姐儿’等，但文学作品中的口语不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口语，是经过作家加工的口语，翻译如果在文体风格上也能跟原文吻合，就称得上是传神的译文，优秀的译作。”倪庆饩先生说。

倪先生觉得，对于翻译来说，“火候”十分重要，“译文读起来不能完全是洋文那样的味道，必须有中文的流畅凝练，但又不能完全地‘意译’，要保留点‘洋味’，这样才耐品——这个分寸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的难。”

他认为好的翻译家必须具备很高的中文功底和文艺素养，诚如傅雷所言：“一个成功的译者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

“很多时候，东西方历史上的那些优秀文学作品在精神层面是相通的。要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一定要读中国古诗文。那些丰富而凝练的词句，在翻译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倪先生喜欢读苏东坡、归有光、梁启超等的诗文。其实早在圣约翰大学念书时，他就选修了中文系的一些课程，如中国文学史、杜诗研究等。

有了这样的中文功底，倪先生在翻译外国文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正是基于此，柳无忌先生才郑重地将其在北美具有广泛影响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交给倪庆饩翻译成中文。倪先生至今还珍藏着柳无忌当年在美国收到译稿之后的复信。柳先生在信中说：“《中国文学概论》译稿在阅读中，文笔畅通流利，至佩。现尚未读完，惟根据所阅各章，并无问题……”

虽然倪先生所翻译的对象，都是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但他并非对其一味赞美，对其得失，他有自己的主见。比如，他对卢卡斯的看法是：“他写得太多，有时近于滥，文字推敲不够，算不得文体家，但是当他写得最好的时候，在英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自己十分推崇的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倪庆饩认为：“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赫恩的作品都是精华，他的作品往往不平衡，即使一篇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他标榜搜奇猎异，因此走向极端，谈狐说鬼，信以为真，这样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有所取舍。”

正因为眼界高，所以倪庆饩先生时常感叹“‘译’海无涯”，每当翻看自己从前的译作，他总能发现不足，于是他总没法“消停”下来。

在长期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翻译实践中，倪先生还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他的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史是个冷门的研究方向，很少有人问津。但我觉得通过这个角度可以管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当代意义。”倪庆饩颇有远见地说。在这方面他曾发表过《我国历史上翻译制度的演变》《晚清翻译概略》《明清之际我国的科技翻译》《严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等多篇论文。

闲时，倪先生喜欢听舒伯特、贝多芬的音乐，欣赏莫奈、毕沙罗、西斯莱等印象派画家的画册。他觉得，文学与音乐、绘画确是相通的，能够直抵人性的本真。最近他还着手自学德语，仅仅因为喜欢读海涅的诗：“虽然冯至的翻译很好，但我还是喜欢读原作。”

临别了，倪先生赠给我今年出版的一期《散文》（海外版）双月刊杂志，这本杂志有个栏目叫“海外佳作赏析”，该期赏析者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谢大光先生，他所赏析的是布罗斯的《四月的气息》和小泉八云的《草百灵》。

谢大光所赏析的这两篇散文，译者分别是“林荇”和“孟修”。

“‘林荇’‘孟修’一般人都不知道是谁。”倪先生稍微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神秘而自得的微笑，“其实那都是我的笔名。这两个笔名我用了好多年。我还用过别的一些笔名，有的因为长时间不用，连我自己都忘掉了……”（文/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