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译”径乐以忘忧——译坛“隐者”倪庆饩教授

独辟“译”径

相比退休前的“小打小闹”，1989年退休后，他的文学翻译可谓“勇猛精进”。日积月累，倪庆饩先生至今已出版译著20多部。

细心的读者发现，他的翻译并非“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任性”，而是自成体系的——他的翻译对象主要是英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经典散文作品，尤其擅长翻译“自然书写”的诗化散文。在当今世界盛行的生态思潮中，这些作品的价值日益得到彰显。而倪庆饩在许多年前就选择这类作品翻译，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译作系统”，足见其眼力之独到。

可以说，许多英国作家的散文经典，是经过倪庆饩的翻译，才让中国读者渐渐有了深入了解的。就算别人一时难以理解，倪庆饩仍对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在《格拉斯米尔日记》中文版序言中，不仅为多萝西·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标出了位置：“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奠基者，在诗歌方面是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和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在散文上筚路蓝缕，则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1771- 1855）功不可没。英国18-19世纪的女作家中，和简·奥斯丁、勃朗特姊妹、乔治·爱略特相比，由于我国缺乏介绍，她的光华不如她们耀眼，但她同样是一颗永放光芒的恒星，则是没有疑义的。”甚至以文学史家的远见卓识高度概括英国散文史：“在英国文学史上散文的发展，相对来说，较诗歌、戏剧、小说滞后。如果英国的散文以16世纪培根的哲理随笔在文学史上初露异彩，从而构成第一个里程碑；那么18世纪艾迪生与斯蒂尔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小品使散文的题材风格—变，成为第二个里程碑；至19世纪初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自然风景散文风格又一变，开浪漫主义散文的先河；随后至19世纪中叶，兰姆的幽默抒情小品，赫兹利特的杂文，德·昆西的抒情散文分别自成一家；此后大师迭出，加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等向社会与文化批评方面发展，最后史蒂文森以游记为高峰，结束散文的浪漫主义运动阶段，是为第三个里程碑；至此，散文取得与诗歌、戏剧、小说同等的地位。”

大概每一种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份鲜为人知的艰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脑还没普及，所有的译稿，倪先生都是逐字逐句地手写。译完后，再逐字逐句地抄一份投给出版社。出版过程也不是那么轻松，有些译著甚至多次辗转历经十几年才能够最终出版。

比如1984年翻译完成的史蒂文生《巴兰特雷公子》，倪庆饩先是交给百花文艺出版社，本来已经通过了审核，将要排版时由于该出版社人事变动，又把它搁下来了。后来，这部译著曾得到著名作家、翻译家李霁野先生的推荐而寄给另一家出版社，但编辑复信称，该出版社只出版现当代作品，古典的东西不列入计划。于是，这部译著躺在书桌里沉睡了十年，直到1995年才得以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付梓。

上世纪90年代，倪庆饩就开始陆续翻译英国杰出散文家威廉·亨利·赫德逊的散文，但赫德逊的《鸟和人》直到近几年才等到它的“知音”。早在1935年，中国著名作家李广田在他的《画廊集》中，专文写到赫德逊和他的这本书（《何德森及其著书》）。机缘巧合，于2010年出版《李广田全集》的云南人民出版社，想找合适的译者来翻译此书。他们通过李广田的后人，找到了最合适的译者。此时，让他们惊叹的是，《鸟和人》的手写译稿已在倪庆饩先生的案头寂寞地躺了很多年，像是专门等着他们的到来。拂去封尘， 2011年，化身汉语的《鸟和人》终于与东方读者见面。

2011年对倪庆饩先生来说，可谓丰收的季节。除了赫德逊的《鸟和人》，倪庆饩先生还有另外三种译著出版：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和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苏格兰旅游回忆》、《格拉斯米尔日记》。这四种译著引起了中国文学界、读书界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祝晓风在《读书》杂志（2012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的文章，认为这四种译著“可谓之曰2011年中国散文界或曰文学出版界‘倪译英国散文四种’”。

著名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朱虹曾认为，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传统，英国还有着伟大的散文传统，其丰富是难以简单概括的，“但若要指出一个主要特点，也许英国散文的嘲讽精神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而祝晓风在《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中则认为，读了多萝西·华兹华斯、赫德逊、戴维斯等人的散文，会感到有另一个散文传统，也贯穿在英国文学中，而其同样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或者说，这也是英国散文之伟大传统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从另一个大的角度描述了另一个英国，表达了作家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同时也表达出对人本身的态度。这种态度，这种表达，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的价值观。而从另一方面讲，因为他们热爱自然，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获得了一种反观社会、反观人性的立场，获得了一种反观的支点，才可能有一种超脱的气质。尽管未必是他们这些作家来直接地完成一种对社会、对现实的‘嘲讽’，但这种精神气质为英国散文赢得了一种洒脱的精神，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四季美景的审美，甚至对鸟的亲近，其本身未尝不可以就看做是对现实的一种温和的批评。热爱自然、审美自然，与‘嘲讽’社会、批判人性，从大的文学传统来说，其实是相关联的”。